有我责任 无我功利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首届《国善论道》现在开始。参加本届“论道”的嘉宾共110余人，他们有专家学者、老领导、老将军，有抗战将领后人，有企业家，有来自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组织。我代表大会主办方对与会全体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国善论道》是由我们基金会倡议并联合云南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云南省河南商会、云南民族文化促进会、云南智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一个社会民间思想公益活动。《国善论道》非坐而论道，而是联系实际重于躬身实践的行动。当前，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创新发展很快，涉及的领域之宽、内容之多，已大大超越了传统意义的慈善范畴。随着发善心、持善念、从善行的人越来越多，如何做好现代公益慈善的思想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好。没有思想理论先导，公益慈善事业难以健康发展。同时，思想理论作为公益内容，也需要一个发展平台。然而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公益平台，《国善论道》无疑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其功能是——思想理论交流平台、普善事业推广平台、社会组织沟通平台、国善公益互动平台。

本届《国善论道》的主题是“中国海外英烈遗骸搜寻及归葬问题”，重点又是针对“缅甸北部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的搜寻及归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把思想和力量凝聚到“有我责任、无我功利”的道义上，统一到坚持政府主导、立足民间作为的思路和方法上。为此，我先作个发言，权作引玉之砖。

一、关于国善

国善的提出源于文化国防实践。所谓文化国防，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理解国防，运用文化积极作用于国防。文化对国防的作用具有必然性和双重性，如不积极作用必然会消极作用。文化国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需要提出的。文化国防的一切实践都是围绕发展并形成能积极作用于国防的文化形态，使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匹配、相协调，以强大的国防实力，实现战无不胜、不战而胜，以至使文化的力量逐步扼制、减少直致最终取代武力战争，实现人类持久和平。文化国防揭示了战争与和平发展的必然规律。根据这个思想，文化国防基金会开展了相关公益项目：如组织“忠魂祭”烈士纪念；开展关爱烈属志愿服务活动；为民兵英模建房；支持推进国防教育；关怀抗战老兵和关注英烈遗骸等公益项目。在这些公益实践中，经过总结提炼，提出了国善的理念。

国善，是国人对国家信念和善念的表达与力行。国善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习近平同志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三好”是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命运内在联系有序关联性的认识与表达，同时指明了国家好民族好需要中华儿女共同播种“善因”，这是基本的道理。国善正是赋予了“善”的这种国家和民族含义，从国家、民族的高度去理解“善”的本质和本质的“善”。这样的“善”才是真正的善行天下，通过善国实现善己善人才是可靠的。没有国家好民族好，个人再努力也难以改变命运。现在很多人为自己和子女购买保险，什么太平人寿，没有太平国家，哪有太平人寿？没有国家强大，钱怎么保值？谁能给你保险？这就是国善的要义所在。

国善属于普善性质。善的概念其实很广泛，包括所有人的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善的这种广泛性表现在无所不及、无人不能。国善为善的广泛性提出了一个方向。慈善仅是善行为表现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国善包括“褒善”、“职善”、“言善”、“能善”、“学善”、“品善”、“完善”等等。慈善是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善的意义，其思想精神是仁慈爱人；而国善是从国家意识、道德道义、精神灵魂的层面去优化人性而实现本质善人。慈善是以有余力为前提的施舍，而国善讲的是施善责任和受益对象的普善性。国善与慈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异同：一是慈善属“善急”行为。主要是针对当时当下发生的问题、困难而去施助。而国善不仅针对当时当下，而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通过当时当下关注长远和未来，善急善于未急；二是慈善是以给钱给物为施善目的。而国善透过给钱给物重在精神效果，是以人们的精神道德提升和整体改善人的生存发展为目标而善人；三是慈善是针对少数人、局部人的行为。而国善是立足于大多数，通过少数人、局部人而能惠及天下的善行，是真正的善行天下；四是慈善是有钱有物才有能力做的善行。而国善重在行为，没钱没物同样可以做国善，无事不可以国善，无人不能国善。国善丰富了善的文化、善的理念，拓展了善的内容和善的空间。

国善的“有”与“无”。国善公益的基本道义是“有我责任、无我功利”。通常一个人身上同时肩负着职责和责任，对于国家和社会职责的长度宽度是有限的，而责任是无限的、终身的。这个责任就是国善之责，即“善爱善待善为国家”。国善之责是人们自有行为能力之始无一例外的责任，它不可推卸也不可剥夺。这种责任是回报而不是功德。在一些人的逻辑里“功利”是对责任必然的回报，甚至追求功利最大化，逃避应有之责任。从历史到现实看，国家的悲剧、社会的问题往往就出现和发生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总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不认为自己有责任，不负责任的议论、埋怨，不分好歹的诋毁，而不真正从自身做起去改变或积极影响他人。该有什么？该无什么？这是各行各道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道义问题。研究国善，理解国善，衡量国善人就是要看是否有正确的“有无观”。

国善是在重视物质前提下以精神文化为目标的善行。当前，人们对经济下行反映比较敏感强烈，而对精神下行的感受就没有那么敏感和强烈了。物质上全国有7000万人需要脱贫，但是需要精神脱贫的面有多大，恐怕远远超出7000万，我们需要“双扶贫”；人们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比较在乎并积极救助，然而对于由人造成的灾害又有多少重视或注重救助“人灾”？人们对改善教育的硬件投入比较在意，而对于教育在培养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多少在意？人们从物质金钱方面看得到利益所在的多，而从精神道德层面理解利益的有多少？人们只知道国家要为自己提供资源和福利，而自己有没有国家的责任和担当？诸如这些，都说明国善公益的现实必要性和长远的意义。总之，国善是对实现“中国梦”大目标的通俗化、大众化、具体化、实地化。其实质是“强化国家精神、美化国家形象、助力国家和谐、提升国家实力”。

二、安魂是责任

“安魂”是国善的重要内容，是为国家民族“种善因”。安魂，“安”的是为国家独立解放和主权安全而献身的烈士之英魂。安魂就是铸魂。安慰先烈英魂的同时就在呼唤铸造民魂和国魂。我们基金会从2010年开始都在积极地推进这个方面的公益项目，包含着对烈士精神的弘扬与纪念，对烈属的关爱服务等。

一个国家民族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就是要看为他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英魂是否得到安慰，也可以说这是检验我们一切的标志。这次“论道”大会所要讨论的就是针对海外英烈安魂，特别是针对缅甸北部中国远征军先烈遗骸搜寻及归葬的“安魂”问题。如何认识、定位并归安这些遗骸，关系对先烈英魂的安慰，关系国魂民魂的铸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缅北是英烈遗骸分布最广、量最大，而且也是问题和困难最大，又是刻不容缓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甸与美英组成盟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远征军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后先烈忠骨安葬于缅甸珊邦、勃固、实皆、密支那等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墓园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被平毁，因此形成了大量遗骸,加之远征军撤退野人山时，因疾病和饥饿大量官兵倒在了回国途中而无法安葬，造成遗骸遍地。对于远征军遗骸搜寻及归葬是历史的必然，今天不做，明天也得做，中国人情感的这个心结迟早得解，我们对先烈欠下的这个债务迟早得还。

今年5月，我带着几位同志到缅甸去进行了实地考察，看到我们远征军先烈公墓被平毁的现状与英国和日本军人花园式的墓园以及严格有序的管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发展强大的今天，看到当年为这个国家摆脱亡国灭种命运而牺牲的先烈们遗骸遍地，心里真不是滋味。谁看到谁都有一种要让英魂归安的强烈的责无旁贷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尽管搜寻及归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可想而知。但在困难面前，任何畏难、退缩、逃避和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做好缅北远征军遗骸搜寻归葬不仅关乎先烈尊严，而且关乎国之大义、民族尊严，是包括政府在内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要彻底摆脱政治纠结。归安遗骸是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全民国防的问题，也关系尊重历史的问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推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全民族团结抗战。几十万远征军热血青年都是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抱着不惜慷慨赴死以图国存的意志和决心奔赴战场的。他们不是为了某党某派，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因此，毛泽东主席在戴安澜将军牺牲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共和国政府并追认其为烈士。今年在纪念抗战7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把健在的远征军老兵也请到北京参加并见证纪念大会盛况，给予了极高的荣誉和认可，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对于这个问题，从政治上认识，至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重要的是由此引发不能正确对待远征军老兵，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做好远征军遗骸归安之事。对远征军历史地位和功绩要客观公正的看待。应该把远征军先烈纳入民族英雄、国家烈士的范畴。尚若如此，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先烈英魂安慰的了。

三、在理性的前提下行动

一个人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做事需要有昂扬的激情。但唯有理性才能使人更加清醒、更加明白。这次会议所要完成的是做好先烈遗骸搜寻归葬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理论准备，这是必要而又良好的开端。

正确的理性思维产生理论指导，正确的理论指导一定是来源于对历史的、现实的思维和对他人经验的借鉴，要把各方各面的观点和认识集中起来，提炼出符合实际需要的理性。这次提供一个机会，让大家敞开言路，各抒己见，要有一个好的会风，善于听取、吸纳、接受正确的思想观点，切忌争论，切忌诋毁别人。通过讨论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确立正确的任务目标和要把握的原则。

我也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当我看到远征军先烈墓园平毁的现状是很难接受的，回国后就提出了在原址“恢复重修”的设想。虽然“恢复重修”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从历史看，当初平毁的原因极其复杂并且至今已50多年了，也成为历史了。从现实看，“恢复重修”涉及的问题太多，有些问题很难处理。所以，“恢复重修”并不能作为唯一的途径和方式。从长远看，将遗骸归安故土更符合实际。当然，我认为遗骸归安可有多种方式选择。原则上应该是国外以纪念设施为主，遗骸以归安故土为主。这样可能更理性一些。

说到遗骸搜寻归葬，无动于衷者少，动情动义者多。有的一提到这事会情绪激动，甚至抱怨责备、大发牢骚。虽然做好这件事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做基础，要有热情与激情，但对待这样的大事绝不是仅有激情和情感就能做好的，情感和理性、激情与科学的方法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能凭冲动做事。讲理性一定要坚持政府主导前提下的民间作为。虽然民间的力量是巨大的，但这件事没有政府主导是难以实施的；讲理性就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既尊重历史，又要从现实情况考虑；讲理性要做到搜寻归葬与做好亲民外交活动的统一，通过搜寻归葬进一步密切中缅民间亲密友好关系；讲理性也得考虑各方的感情，有时候照顾某种感情感受也是一种理性；讲理性就要处理好分歧与纠纷，不争论、不冲动，不要感情用事；讲理性就要坚持正确的宣传导向，且宣传适度，不过度炒作。

当前围绕远征军遗骸的搜寻及归葬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不同的思路和想法并不奇怪，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民族情感是大家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就有基础，在这个共同点上多交流沟通，会在理性上形成一致的。大家都不要把情绪带到会议上，要以理性控制情绪。讲理性就要以理服人，在利弊关系权衡中取舍，取其利大，避其利小，不论原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次会议大家能很好的交流沟通，使我们的思想行为统一到一个相对正确的思路上来，只能是相对正确，没有绝对正确的思路。

四、要实现融合统筹

如果说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那就是融合。现代社会国与国、团体与团体、人与人、事与事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融合是最具时代特征的符号和力量，没有融合很难做成做好一件事情。更不要说做大事做难事了。

做好搜寻归葬不是某些人或少数人的事，更不是少数人能办好的事，必须是各方面力量的融合，我们要有融合的态度。这次会议就是一个融合的机会，力争推进各方融合。

思想认识融合是关键。往往不能融合或融而不合是由认识歧见引起的。第一，统一中心思想的认识。我认为搜寻归葬要符合并运用先烈精神。先烈精神就是国家精神、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国家精神、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就是搜寻归葬应把握的中心思想。通过搜寻归葬实现“找回民族尊严、强化国家精神、维护国家利益”这样的效果和目的。任何组织，任何方面的行为如果有悖于中心思想另有它图，不仅做不好事，肯定还要出问题；第二，统一搜寻归葬实质的认识。我认为搜寻归葬先烈遗骸是“还债铸魂”之事。任何个人和组织在搜寻归葬这个问题上都无名利功德可言，是应该还的债务。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再多也仅仅是还债而已。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欠先烈的债相比差的太远。如果说有什么功德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对国家民族“铸魂”的投资；第三，要有大格局心态的认识。对于搜寻归葬的问题如果没有大格局、大胸怀是做不好的。对于历史问题不纠缠，对于政治问题不纠结，注重现实，着眼未来。格局大了心就宽了，格局大了就有高度、大度、温度，就能很好与人融合。

要从力量上融合。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实现民间组织力量的融合是做好搜寻归葬的必要前提。之前，围绕远征军遗骸搜寻归葬有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行动。不可否认，有的社会组织摸索总结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令人钦佩的是云南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傅仕敏会长的领导下，长期以来为此做了深入细致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值得点赞的是深圳龙越基金会的孙春龙理事长在这方面认知较早，行动较快，奔走呼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遗骸搜寻归葬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础，具有先导意义。然而由于社会组织之间横向协调统筹不到位，致使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融合的问题。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融合统筹的必要性。大家既然立足民间作为来做好搜寻归葬之事，又不能排斥任何个人和组织参与的权力，这就离不开统一协调。遗骸属于国家，遗骸关系尊严，肯定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既是对先烈的不尊不敬，也有损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融合是大局，融合是试金石。不愿融合，不能融合，融而不合，合而不和，只能说明自我意识太强，缺乏求大同、存小异的胸襟，只能说明格局不够。

为了统筹协调民间力量的融合，可考虑成立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中国海外英烈搜寻及归葬民间行动联合会”，建立联合协调机制。在联合会下设立搜寻归葬协调机构，在政府权威的支持下，协调社会民间组织之间的力量统一行动。同时我认为可聘请六小龄童为形象大使。因为缅甸老百姓很喜欢六小龄童，这样有利于做好亲民外交工作。聘请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或专家为顾问。领导小组下设：专家顾问组；遗骸搜寻指导小组；DNA科学鉴定小组；墓园规划建设小组；专项基金管理小组；信息搜集及发布小组。协调机构要吸纳海外华人中有代表性影响性的社团组织参加。这次会后，我建议立即组成一个推进协调工作小组，着手相关工作的筹备。

总之，对待和安排好先烈遗骸是涉及思想性、政策性、技术性都很强的大事。可以说，能不能做好这件大事是对参与人的一个全面考验。只要坚持政府主导，民间有序有度地作为，遵循“有我责任，无我功利”的道义，无论多严峻的考验，都能交出圆满的答卷。

最后，我代表云南三益文化国防基金会在这里表个态，第一，我们将以我们的方式尽其所能参与英烈遗骸搜寻归葬之事；第二，我们将坚守“有我责任，无我功利”的国善道义，不图个人和单位任何功利；第三，我们愿意以我们之长融入统一协调机构和他组织之中形成合力。在合作中主动融合，积极融合，毫无保留地融合。

谢谢大家！